母子公司“划转”土地道是“无偿”却“有偿”

警方办案时提供的一份合作协议，让检查人员重新审视企业的一次土地“划转”业务。涉案土地业务究竟是“划转”还是“转让”？企业账户收到的巨额款项是笔什么钱？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谜底渐次揭开……

一份神秘的三方合作协议

最近，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税务局以警方涉黑调查提供的信息为线索，经过追踪核查，确认M置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M置业公司）通过少计转让土地收入、虚假申报的方式，逃避缴纳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税费共计4247.24万元。针对企业违法行为，襄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款、加收滞纳金，并处3倍罚款的处理决定。目前税款、滞纳金已追缴入库，罚款已执行3188万元，余款税务机关仍在依法追缴中。

2018年6月，襄阳市公安局经警支队侦办M置业公司负责人范某涉黑案件时，到襄阳高新开发区税务机关了解该公司处置名下A地块时的涉税申报情况。

税警双方在交换信息时，襄阳市公安局经警支队提供了X投资公司出具的一份与M置业公司及其负责人范某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，以及X投资公司、M置业公司和其子公司Z房地产公司三家企业对协议相关款项的情况说明。

在协议中，三方约定，M置业公司设立子公司Z房地产公司，并将A地块土地使用权转让给Z房地产公司。约定转让价格为54008.71万元，这一价格包括土地已发生成本21125.00万元、欠缴土地出让金9883.71万元，土地过户税金6000.00万元，土地溢价款17000.00万元。X投资公司负责为Z房地产公司筹集未缴纳的土地出让金、土地过户税金，以及地块开发、建设需要的项目资金，并在A地块过户到Z房地产公司后，收购其51%的股权。协议还明确了三方关于A地块拆迁、合作开发项目，以及收益分配等事宜。

税务人员发现，M置业公司2017年已经以划转A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名义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，这些信息与警方提供情况并不相同，襄阳高新开发区税务机关认为M置业公司存在偷逃税款嫌疑，且涉案金额较大，于是将这一线索移交襄阳市税务稽查部门。稽查部门迅速组织骨干，成立专案组，对该企业立案调查。

专案组确定了三个核查方向：调查M置业公司当年的土地增值税清算情况；针对M置业公司负责人涉嫌涉黑违法已被羁押，账务资料已被调取的情况，与公安机关协调，调阅M置业公司账簿资料；要求M置业公司依法配合税收检查，同时实施外围调查。

检查人员了解到，2017年9月，M置业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了无偿划转A地块土地使用权给其子公司Z房地产公司的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。随后M置业公司以当时土地评估价42726.36万元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了增值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印花税等税费，Z房地产公司随后办理了A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。

而公安机关提供的X投资公司、M置业公司及Z房地产公司的情况说明资料中显示，按照三方协议，2017年11月～2018年5月，X投资公司共取得信托贷款59560.4万元，并以统借统贷形式全额支付给Z房地产公司，用以向M置业公司支付土地转让的相关费用和后继开发项目，相关款项的说明资料中同时还有一条信息——X投资公司委托H建设公司向M置业公司支付与A地块相关的款项9214.57万元。

A地块土地使用权究竟是划转还是转让？为何一笔土地业务牵扯了M置业公司、Z房地产公司、X投资公司和H建设公司4家企业？H建设公司向M置业公司支付的9214.57万元是什么钱？M置业公司为何没有申报纳税？

企业会计“不知”的巨额汇款

由于涉案的4家企业中X投资公司和H建设公司在外地。检查人员决定先对两家本地企业M置业公司和Z房地产公司实施核查。检查人员按计划调阅M置业公司账簿，核实企业与土地业务相关的账载情况。另一方面，根据线索对Z房地产公司实施核查，了解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实际情况。

检查人员约谈了Z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和财务人员。Z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开始时坚称A地块土地使用权是M置业公司划转。检查人员向其出示了三方协议和相关款项情况说明等证据，并向企业人员作了税法宣传。经过做工作，Z房地产公司负责人承认，三方协议中情况属实，A地块对外称划转，主要是母公司在申报时可获契税减免。实际情况是，按照三方约定，M置业公司将A地块转让给Z房地产公司。同期，X投资公司购进Z房地产公司51%的股权，以此实现地块使用权有偿转移。Z房地产公司人员称，X投资公司委托H建设公司向M置业公司支付的9214.57万元款项，是转让A地块的部分土地款。但随后检查人员核查M置业公司账簿却发现，其中并没有9214.57万元土地款的入账记录。

检查人员调取了M置业公司银行账户流水，经核实2018年3月～5月期间，H建设公司确已分6次向其支付了9214.57万元。检查人员于是约谈了M置业公司财务人员，但企业财务人员却表示没有拿到9214.57万元银行转账单据，也不知该款项用途，因此没有入账。

综合前期调查结果，检查人员判断，涉案的A地块土地使用权转移应属有偿转让行为，并非无偿划转给Z房地产公司使用。由于M置业公司负责人范某已被公安机关异地羁押，检查人员无法直接了解情况。为进一步核实取证，检查人员决定对X投资公司和H建设公司实施调查。

“代人背债”的奇怪合同

对H建设公司调查的过程中，检查人员了解到，2018年3月，H建设公司开始承包Z房地产公司投资的建筑工程。

Z房地产公司分几批向H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共18214.57万元。同期，X投资公司与H建设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，明确H建设公司向X公司提供借款，金额不超过19000万元。2018年3月～5月，X投资公司先后出具6份委托支付函，委托H建设公司向M置业公司分6次支付9214.57万元。并明确，这是X投资公司向H建设公司所借款项的一部分。

检查人员在随后的调查中提取了Z房地产公司支付H建设公司工程款的往来账目、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。同时还调取了H建设公司向M置业公司支付9214.57万元款项的往来账目、X投资公司向其开具的委托支付函，以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资料。

仔细梳理这些凭证资料，检查人员发现，H建设公司分6次向M置业公司支付款项时，每次都是在账户收到Z房地产公司支付预付工程款的当天，就收到X投资公司的委托支付函，并于当天将相关款项支付给M置业公司。

结合前期警方提供的三方合作协议、对X投资公司和H建设公司的调查情况，X、H两家企业所签借款合同、X投资公司出具的委托支付函和相关人员言证等多项证据，检查人员确认，X投资公司经第三方H建设公司“绕道”支付给M置业公司的这9214.57万元，应是M置业公司转让A地块土地使用权的部分土地款收入。

有理有据的处理决定

依照调查取证的结果，检查人员确认，M置业公司通过X投资公司委托第三方H建设公司支付“借款”的方式，少计转让A地块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9214.57万元，襄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对其作出补缴税款，并处少缴税款3倍罚款的处理决定。

M置业公司收到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后，对处罚有异议，遂提出听证申请。襄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召开案件听证会。

听证会上，企业认为，9214.57万元是X投资公司委托H建设公司支付的借款，H建设公司以“其他应收款”入账，属于往来账目，并且记账凭证、银行转账凭证等资料上没有注明是土地价款。因此，不能认定9214.57万元是M置业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，也不能因此证明M置业公司有少计收入行为。

对此，检查人员指出，H建设公司受托支付9214.57万元款项的往来账目以及银行流水信息，虽未写明这笔资金是土地转让款，但X投资公司、Z房地产公司与H建设公司，以及H建设公司与M置业公司之间的往来业务账目、银行转账凭证记载的信息并不孤立存在。结合三方协议中X投资公司负责筹集土地转让金的条款、X投资公司出具的委托支付函和实际委托支付的金额，以及X投资公司与H建设公司的借款合同等证据，不难发现，X投资公司向M置业公司支付款项有清楚的原因与动机，其与H建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，并委托其付款给M置业公司，H建设公司实质上只是一个“通道”，这一行为的实质，是X投资公司按协议约定向M置业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。综合相关人员言证和调查物证，M置业公司获得的9214.57万元，其性质就是土地转让金。

面对检查人员有理有据的论述和翔实的证据资料，M置业公司最终承认了以无偿向子公司划转A地块掩人耳目，实则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，并少计9214.57万元土地转让收入的违法事实，税务机关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。

充分挖掘外来线索的案源价值

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税务局稽查局局长 张勇

本案是一起手段较为特殊的隐匿土地转让金、少计转让收入的偷逃税款案件。M置业公司通过佯称向子公司划转土地使用权，暗中与X投资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开发协议，并由第三方企业支付“借款”的方式，以达到隐匿土地转让收入，少缴税款的目的，布局可谓煞费苦心。

本案的线索来自于警方的一次协作调查活动，根据警方提供的重要线索和证据，税务稽查人员迅速行动，循迹追查，通过核业务、查账目、追资金，最终戳穿了企业“划转”土地的假象，依法追回了企业偷逃的巨额税款。

因此，税务稽查部门应当重视涉税案件线索管理，在线索的有效收集和充分利用方面下功夫，以及时发现、追查涉税违法行为，不断提升案件查办质效。

应建立完善线索收集机制。应在加强部门协作的基础上，建立涵盖公安、法院、工商、金融机构等部门的线索收集网络，搭建双向信息、线索移送渠道。通过强化部门联系，定期开展案情通报、问题研讨、对策商议等活动，有针对性地交换涉税信息和案情线索。

完善线索甄别处理机制。建立案件线索信息分类分析和快速处置制度，对上级部门转（交）办、公安机关移送的重大线索，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，优先处置，快查速办。对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分散的、孤立的涉税违法线索，也不应忽视，应发挥案源审议委员会作用，定期对不同部门获取的涉税线索分析研判，根据来源渠道、反映内容、情况性质等实施“可查性”分析，实现对有价值案件线索的精准筛选和有效利用。

文章来源：中国税务报 作者：金毅敏 王雪飞 姜传武